北京哪里放生鱼好一点，浅谈老北京的素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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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素食源远流长，春秋已滥觞，古人祭祀时为表达尊重，非素食不可。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它在本土戒杀生，并不绝对要求素食，但梁武帝一纸令下，素食遂成中国大乘佛门的基本生活规范，这极大推动了素食的发展。到唐代，宫廷素菜已达相当高的水准。然而，当时平民饮食水平不高，主食之外，几无副食。

2、五代期间，幽州等地被北方少数民族长期占据，宋王朝屡图恢复，始终未能成功，数百年的对峙，老北京与中原的生活方式产生差异，契丹、金时期，北京人生活方式近于北方游牧民族，以肉为主要副食，蔬菜较少。而此时所谓“南人”已普遍以蔬菜为副食，一些学者认为，正是这一背景，让“吃素”有了戏谑的含义。

3、北京人大规模食用蔬菜，始于明代，特别是大白菜引入，成了冬季的当家菜。明中后期，玉米被广泛引种，它成熟快，收割后离冬季尚有几十天，恰好能种一茬白菜。种植白菜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给农民带来更多收益，故很快推广开来。为保存白菜，北京人开始制作酸菜。不过，明代的酸菜是先将白菜晒干，再加盐腌制，滋味略差。到清代，水渍法渐成主流，成品与今天食用的酸菜已无二致。

4、虽然嘴上说不吃素，但事实上老北京很注重吃素，民国后期，北京有一万家餐馆，其中七百家专门提供素食，占全部餐饮业的7%。如此高的普及率，原因有一是与宗教信仰相关，即使是没宗教信仰的普通人，每年祭祀祖先、许愿上香期间，他们也只吃素食;二是人们养生保健意识强;三是肉食太贵，素食滋味几可乱真，相对便宜，自然成为首选。

5、老北京素食分宫廷素食、寺院素食和民间素食三种。从做法上分，也是三种，即卷货、卤货和炸货。卷货是用油皮包馅烧制而成，以香菇等为主，滋味悠长;卤货以面筋等为主，重视口感;炸货则需过油，用来模仿肉菜，几可乱真。

6、老北京素菜综合全国各派之长，在全盛时期，宫廷的“素局”能制200多种美味，以后“全素刘”传承其技艺，更是蜚声海内。

7、然而，传统北京素菜脱胎于鲁菜，对基本功要求很高，制作繁复，用料讲究，有的菜光处理备料就需一周，这使其很难放下身段，原汁原味地走入寻常百姓家。在今天，随着“人造肉”的普及，化学合成香料已能仿造各种肉菜的味道，且成本极低，在它们的冲击下，北京素菜生存空间正不断被压缩，加上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今天，北京专营素菜的饭馆所剩无几，传统技艺后继乏人。

8、北京广化寺是北京著名的佛教十方丛林，也是北京市佛教协会所在地。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什刹海后海的北岸，东邻银锭桥，西邻宋庆龄故居。广化寺大约建于元朝1342年前后。明清时期，为京都有影响的净土宗佛刹。清末民初，广化寺成为“京师图书馆”。

9、1927年，广化寺住持玉山法师注重修持，率领僧众遵守佛制寺规，实行禅净双重。他在寺内立下了“三不”制度，一不攀龙附凤；二不外出应酬佛事；三不私自募捐化缘，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广化寺闻名四海。1939年，广化寺创办了“广化佛学院”，后又创办了广化小学，免费招生。1952年9月，虚云大师率弟子七人来京驻锡广化寺。

10、“文化大革命”中，广化寺佛像遭到破坏，宗教活动也被迫停止，1981年北京市佛教协会成立，广化寺得以修复，恢复了正常的佛事活动。为培养佛教人才，寺里还开办了僧尼培训班。2001年广化寺内成立了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代表了广化寺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广化寺成为北京市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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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化寺的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四进殿堂以及东西配殿、配楼，油漆彩绘一新，从市文物部门请来一尊毗卢遮那大铜佛像供奉在大雄宝殿，天王殿的四大天王、二金刚也重新塑造，恢复了清净庄严的面貌。

2、广化寺共收藏国家各级文物1716件，其中图书1087部，字画282件，碑拓298件，其它物品49件，不少是文物珍品，有很高的价值。如明水乐年间翰林院刻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清雍正皇帝抄写的《金刚经》，还有不少明清名人字画。《大藏经》共4藏，2761函，也十分珍贵。

3、全寺占地面积二十余亩，13858平方米，拥有殿宇329间，共分中院、东院和西院三大院落。整座寺庙建筑布局严谨，雕梁画栋，金碧辉煌。

4、中院是全寺的主体建筑。正中依次分布着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等主要殿堂，两侧对称排列着钟楼、鼓楼、伽蓝殿、祖师殿、首座寮与维那寮。这些殿堂组成了广化寺的正院。东院由戒坛、斋堂、学戒堂、引礼寮等殿堂组成四合院。西院的主体建筑有大悲坛、祖堂、法堂、方丈院、退居寮等。三个院落之间回廊环绕，僧房毗连，形成一座大四合院中有众多小四合院，即“院中有院”的建筑特色。整座寺庙古柏苍翠，花草溢香，曲径通幽。

5、广化寺现任住持为怡学法师，40岁，原籍山西晋城人。1983年3月在山西五台山碧山寺师从成广法师出家。现兼任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市青联委员。

6、地址：北京市鼓楼西大街鸦儿胡同31号广化寺

7、寺观在北京的兴建历史悠久。早在北魏时，幽州就是佛教聚兴地区之故民间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之说。今历史博物馆馆藏北齐天统四年(568年)光林寺尼静妃石造像，海淀区车儿营存魏太和造像(有学者疑其为伪作)和采师伦“重藏舍利记”中称：东魏元象元年(538年)幽州刺史尉长命建尉使君寺等，都说明在魏晋北朝时，幽州地区佛教文化已有一定发展。幽州地处北方边陲，佛教的发展，比中原和江南等地起步时间晚，但发展速度并不逊于它地。隋唐五代时期，燕地名僧辈出，并在唐初开始普遍建寺，同全国各地一样，佛教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和发展阶段，并对后世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契丹族笃信佛教，盛况能与唐代相比，并远超过宋朝，而辽代佛教发展又以燕京为五京之首。所以文献中以辽南京佛寺相望形容其佛教发展的程度。元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大都城内寺庙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元代道教势力和影响仅次于佛教，如仅见于记载的全真道寺观就达廿余所。当时在大都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蒙古萨满教等传布。明清两朝对佛、道二教同样重视，许多寺观得到发展，尤其两朝宦官专权，他们死后多建寺，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这样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北京寺观众多的特点，于是兴建碑、修葺碑、著名僧人墓幢等各寺均有。目前存在最早的是70年代在房山窦店发现的有唐武德四年(621年)题记“贤劫千佛之碑”，该碑碑身布满佛像、仅在碑阴上部正中辟出一方形壁面，刻出文字，惜文字已多漫漶不清。出土时碑身上佛像头部已全部被砸，可能是唐朝会昌灭佛时所为。1989年，在房山雷音洞前石栏杆地娥下面发现一方残碑，残高32厘米、宽37厘米，厚5厘米，面背双刻。这件重要残碑，虽有残缺，但仍可辨识其内容，万幸的是在碑阳第4行有“八年岁次乙酉”、第7行有“琬为护正法”和第8行“石经一十二部”的重要内容，可证明是静琬于武德八年(625年)刻经的题记碑。1957年在房山云居寺第一洞洞底发现一穹碑，额题“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高250厘米，宽100厘米，刻于开元□四年。是目前发现有关石经山开凿石经洞的惟一史料。在房山云居寺雷音洞左侧还有武则天垂拱年间的两通碑，碑螭首，额刻一佛二菩萨，碑文书法艺术高超，是不多得的唐碑。辽金元三代在北京也有不少名碑，如应历五年(955年)王正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统和年间《千人邑会碑》、清宁四年(1058年)赵遵仁撰《续镌四大部经成就碑记》、大觉寺成雍四年(1068年)《清水院碑》、戒台寺《法均大师遗行碑》、金崇庆元年(1212年)《天开寺奉先县禁山榜示碑》、元至正廿四年(1364年)《兴隆寺置地碑》、明景泰四年(1453年)《隆福寺创建碑》、嘉靖三年(1524年)《大德显灵宫奉安诸神碑》、清顺治八年(1651年)《普胜寺创建碑》、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法源寺碑》等，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了。

8、千佛崖风景区位于黄松峪乡黄土梁，该景区地处山区，群峰耸立，壁立千仞，明长城横贯乡域中部山上。地势北高南低，自然环境优美，生态环境良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态考察组誉为“北方的张家界”。

9、1998年，该村村民上山偶尔发现石壁上刻有佛像，数量达到千余副，还有一座古寺庙观音阁，当地村民就给他命名为“千佛崖”。

10、千佛崖景区现发现千余尊浮雕佛像，大部分保存完好，后经专家初步考证为宋辽时代佛刻。这也是华北地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石刻佛像群，数量之多，雕工之精美为世界罕见。最大的1尊佛像隐身在松林之中，高3米，宽5米，仅头部就高8米，宽5米。阔面方耳，神态安详，双手屈至胸前呈花瓣状，盘坐在莲花台上，衣纹刻画得极其繁缛华丽，仪态万方，岩石和石壁上还雕刻着佛教用语。据专家称，千佛崖景区的发现对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和北方佛教文化有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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